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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有我奋斗的足迹

来源: 西藏日报 作者: 次仁片多 索朗琼珠 唐启胜 时间: 2020-10-29

张林

  1925年7月,我出生在江苏苏北阜宁县潮北村的一个佃户家庭,祖辈都以租种地主家的土地为生。

  西藏,位于青藏高原腹地,景色壮美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;阜宁,位于黄海之滨的水绿宝地,素有“江淮乐地”之称。两地相距3000多公里,人文、历史、文化、经济发展截然不同。然而,就是这样的两个地方,却成为连接我情感纽带的一头一尾。

  1956年,西藏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,准备实行民主改革。中央决定从内地各省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参与民主改革。其中,江苏省就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,分两批进藏。我作为第一批成员进藏。

  1956年5月初,我们离开南京开始进藏。当时我是江苏省农林厅进藏6人小组的组长,也是全队80多人的党支部委员。我们从成都出发走川藏公路进藏,交通工具是敞篷大卡车,走得很慢。车子摇晃着走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,轮子带出漫天飞扬的尘土。一天行驶下来,大家都变成了泥人。

  当时没有想到,我们会将自己的青春留在西藏。也更不会想到我会在西藏连续工作三十多年,直到离休。

  到达拉萨并经过短暂的休整后,我被告知要到中共西藏工委林芝分工委工作,任组织部副部长、分工委委员职务。当时的组织工作,主要任务是吸收农牧民子女,送到内地西藏干校学习,为西藏民主改革作准备。

  1956年10月,区党委组织部从档案里了解到我有在内地军垦农场工作的经历,于是便把我从林芝分工委调到日喀则江孜地区一片叫“车仁坝”的荒地,在那里开垦荒地、种植粮食、办农场。

  到江孜后,只要有空闲时间,我们就请江孜分工委的藏语文老师教大家学习藏语文。有了这些基础的藏语支撑,我们和藏族干部群众走得更近了。

  1960年2月,组织调我到拉萨澎波地区建农场。澎波地区地域辽阔,荒地比较集中,便于开垦种植,但是修建水利工程的工作量却很大。我们克服种种困难,仅用了一个春天,就新开垦了近万亩土地,种上了青稞和小麦。

  民主改革后,翻身农奴们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、房屋和牲畜,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独立搞生产,既茫然又发愁。

  澎波农场开垦的荒地与农牧民分得的土地相互交叉着,农场用机器生产,定期给农工发工资,定量供给生活用品,生活有了很大保障。看到这些,大多数农牧民都要求带上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加入农场,想在农场劳动拿工资,土地和牲畜折价后交农场统一经营管理。

  后来,澎波农场从内地引进了一部分乳肉两用的种牛和优良种马、种羊等牲畜,成立了由农场管理的种畜场。农场还自行兴建了一座小型水电站,极大地方便了农场干部职工生产生活。各种功能的农业机械也逐年增多,农场逐渐发展壮大,影响力越来越大,农牧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

  在澎波农场工作了几年后,我被派去筹办西藏农校,培养西藏自己的农牧业科技人才和干部队伍。学校建设初期,没有房子、设备,没有老师,更没有办学经验,一切从零开始。为了帮助学校发展,提高教学质量,经请示自治区政府同意,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所农机学校和农校抽调了十多名教师,无偿到西藏支教两年,其中有不少还是大学老师。

  我在农校工作了五年,到我离开时,农校的房屋、教学设施已日趋完备,开设了农林、畜牧、农机三个专业,在校的藏汉族学生达数百人。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全区各地,很受当地群众欢迎,一些学员后来还成长为相关行业的工作骨干。

  回想起来,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是参加了解放军,有机会为西藏的农垦事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,现在,看到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发展,雪域高原撒满“希望的种子、团结的种子、富裕繁荣的种子”,我倍感欣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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